还得向虽然级别比自己低但手里有一定实权的官

  
  官员成为社会最大的祸患,这与官员产生的初衷和旨意完全背道而驰。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权走向没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吏治上出问题开始的。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官员的贪与廉、高效与低能、忠诚与离心,关系到国家机器的运转是否正常有序。但显而易见,道咸时代的中国官员们,几乎概莫能外地交叉感染了恶性病毒。这些病毒包括:
  陋规成为显规则,贪墨公行。众所周知,清朝在许多制度上沿袭了明朝,比如在官员的薪水上,明清两代实行的都是低工资制,而清朝甚至比明朝还要低。如果官员们真的安心于这种低收入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准将比大多数平头百姓还低——明代清官海瑞,官至地方大员,却无法给自己多买一套衣服,母亲庆生,不过买两斤肉吃,还被上司拿来开玩笑。至于京官,收入更是低得可怜。清朝末年,刘光第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就因为知道京官薪水极低,如果不是有一个联宗的盐商每年给他提供几百两银子的补贴,他只能选择辞官不就。
  作为对这种低工资的补偿,清代的官员们有许多被称为陋规的灰色收入。陋规中最大的项目,莫过于官员之间的相互馈赠——说是馈赠,其实是有着半合法外衣的公然贿赂,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进京办事的地方官向京官行贿,和京官到地方公干时打秋风,此外,则是京官被放为地方官时,向同僚行贿。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被任命为四川按察使,晋见道光皇帝时,道光勉励他做一个曲突徙薪的能臣,并要求他赶快赴任。但张集馨前脚从紫禁城出来,后脚就得按照已成显规则的陋规办事——向各个相关部门的官员送礼,称为别敬。此别敬范围之广,耗费银两之多,令人咋舌:军机大臣,每人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位十六两;其中有交情,或者有较大实权的,则八十到一百两不等;六部尚书、总宪一百两;侍郎、大九卿五十两;同乡、同年及年家世好,均要一一送礼。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别敬,几乎把整个中央政府稍微有点权力和地位的官员都送了个遍——幸好当时官员的数目不像今天这样庞大。这一番送下来,一共花去银子一万五千余两。
  这次别敬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作为正三品的按察使,张集馨向品级比自己低的军机章京送礼(军机章京一般从各部门的中下级官员中抽调,比如清末主持变法的军机四卿,虽然在任命为军机章京后都得到了破格提拔,但品级仍不能和按察使相比,只是正四品),这说明赠送别敬已蔚然成风,并不仅限于向比自己级别高的官员送礼,还得向虽然级别比自己低但手里有一定实权的官员送礼。别敬敬的不是人品,不是感情,甚至也不是级别,而是权力。同时,这也是大家对陋规这种已经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的尊重,否则,你就没法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第二,如果这些别敬从张集馨的薪水里拿,他一家人只能去喝西北风。作为正三品级别的高级官员,张集馨的合法收入为岁俸银一百三十两、米一百三十斛,加上从雍正年间开始发放的因官位不同而数额极其不等,但大约为岁俸十倍的养廉银,他的年收入大概有两千多两银子。这笔钱,不仅要负责他和家人的生活,还得用于支付一大批为他工作的幕友的工资,两相对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张集馨送礼的这些钱,显然来自他薪水以外的收入,说白了,不外乎在地方上做官时捞到的好处。
  如前所述,京官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都很低,地方官实际收入高而名义收入低,京官因时时接近权力中枢而有合法伤害地方官的能力,因此,地方官得约定俗成地向京官馈赠别敬,此外还有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等各种名目,这其实是对官员们从民众那里捞来的钱进行的二次分配。不论是坐在京城里守株待兔收取别敬的京官,还是深入民间捞钱的地方官,从本质上讲,他们都是一群贪腐之辈,贪腐的能力和机会来自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值得格外一提的是,张集馨记载说,他的这次大规模送礼,只有一个人坚决不收,这个人就是军机大臣赛尚阿。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曾经把他描绘成与林则徐针锋相对的投降派。
  一个地方官每次进京——尤其像张集馨这种高级官员,进京的次数相当频繁——都得向大大小小的官员送礼,因此,他们肩负的捞钱任务相当重。那么,地方官如何巧取豪夺地为整个官员集团捞钱呢?张集馨年谱中,此类记载颇多,兹举两例一说:其一,陕甘总督乐斌,是从一品的封疆大吏,此人的生财之道之一是,从省财政的国库里,提银一万两,通过中间人借给典当行,从中收取的利息,则成为其小金库的源头活水。其二,官员要去任之前,宣布所收税赋打折,以此提前收取次年税赋,这种做法称为放炮。一般情况下,经济好点的县份,放炮一次,官员可能收入五七千两到一万两不等;有时候,官员并没有去任之实,谎称将要去任,也减价催税,老百姓不知就里,也纷纷交税,这种做法称为太平炮。此外,还有些官员甫一上任,就宣布减价催税,称为倒炮。如此炮来炮去,国家的税赋成了官员手里的变形金刚,而流入官员口袋里的到底有多少,永远是个谜。张集馨曾任过陕西粮道,这是一个当时官员视为肥缺的差事:陕西粮道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军粮,每年向军队发放的军粮约十九万石,但实际向民众征收的粮食则有二十万石。这样,其中盈余的一万石军粮,就落入陕西粮道的腰包。张集馨的前任方某仍感不足,怂恿他的侄子们,在军粮中掺入麦壳四千石,几乎引起军队哗变。
  腐败触目惊心,官场视为理所当然。与贪污贿赂相伴相生的必然是腐败。张集馨年谱里,对腐败的记载多如牛毛。但以他平淡无奇的记述文字来分析,作为清政府的高级官员,他本人早就对腐败见惯不惊,甚至还隐约有几分炫耀。
  张集馨在陕西粮道任上时,由于西安乃进入西藏、新疆、甘肃和四川、云南等地的交通要道,往来官员络绎不绝,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就得由当地负责接待,而张集馨因为手里的钱最多,所以大多数时候都由他埋单。凡是有官员到来,官署里就张灯结彩,每次备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的菜品里一定得有燕窝,中席的菜品里也得有海参和鱼翅。西安本不产大鱼,但上席必须得有大鱼一尾,每一尾就需制钱四五千文。其他菜品则包括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否则客人就会怪主人吝啬,如此一来,岂不名声大坏?况且,大家都在官场上混,保不准哪一天这客人就成为自己的同事乃至上司,岂可因一时招待疏忽,给自己的前途埋下隐患?至于饮宴之时,必然得有戏班助兴,每次需请两个戏班子对台演出。等到次日客人动身上路时,还得赶到城外相送,并馈赠盘缠,“其馈送之厚薄,则视官职之尊卑”。每次宴会的开支,需要二百余两,这还不算赠送的盘缠。酒局之多,以至于张集馨感叹:“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除了迎来送往外,本地的官员们也有许多相袭已久的腐败惯例:每逢年节,粮道必请将军、副都统及中丞、司道府县,以及本省内其他府县到省城办事的官员吃酒看戏。有时十天半月没有需要接待的过往官员,则又由粮道出面,邀约按察司、布政司和盐道的大小官员“传戏小集”,“不如是不足以联友谊也”。总而言之,政以贿成的另一种衍生物就是,帝国的运作几乎都在酒桌上。对于张集馨和他的同僚们来说,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就是收钱送钱。
  张集馨统计他在陕西粮道任上的腐败花销,发现连同进京的炭敬在内,一年需要五万两。张集馨自承,他每年的入项为六万余两——按清制,他在这一职位,年薪为银一百零五两,米一百零五斛,加上大约十倍于此的养廉银,其所有收入也不过两千两。两相比较,相差竟然达三十倍,可见作为贪墨的陋规带来的好处,要远远高于看似廉洁的低薪。如果说低薪是海面上的冰山,那么陋规才是海水下面庞大的基座。张集馨本人,似乎也觉得这种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官场生活过于奢侈,在回朋友的信时,曾自我批评说,“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然而,“耻之”不过是一种口头的说辞,骨子里,他和这种腐败生活已经水乳交融,片刻不可分离。
  与富庶的陕西相比,甘肃是个不折不扣的穷地方。但即便是在积贫积弱的穷地方,官员们依旧贪腐成风:张集馨任甘肃布政使时,他的顶头上司是陕甘总督乐斌,此人粗通文墨,“公事例案,阅之不甚了了”,最大的兴趣是“听戏宴会”,“终日酣嬉淋漓,彻夜不休”。上行下效,虽然时势艰难,连军队里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也常常领不到军饷,但以总督和按察使为首的官员们却“俱尚浮靡”,“两暑笙歌,竟无虚月”。官员们聚众泥饮看戏,往往通宵达旦,秋冬春三季,兰州天气寒冷,侍候他们的仆从不得不忍饥受冻,瑟瑟立于风雪之中。张集馨感叹:“而欲不被恶名,其可得乎?”——是啊,如此腐败无人性的官员,想要不被民众痛骂,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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