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在他的时代深邃而有预见性

图片 1

康有为

  
  作为政治家,康有为一生失败多于成功,其政治判断和行动常出现错误:戊戌变法时候急躁冒进,未能尊重既得利益格局,激化“帝党”与“后党”矛盾;高估德皇威廉二世与德国的力量,未能预料到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民国时,对于反共和的民意过于自信,未能料到精英阶层中的实力派已不可能支持满清复辟,以至于改变自己民初之时君主制“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的判断,最终遭到挫败。但失败的政治家未必不是成功的政治思想家。作为一位对西方和中国都理解极深的学者,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在他的时代深邃而有预见性,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也不乏启发意义。
  康有为漫游欧美日各国,深入理解其政制与时势关系,这为他观察民初政局,提供了深厚的知识背景。他观察到《临时约法》中对于总统和总理的权力界分不清,容易造成纷争,这为民初政坛上的多次“府院之争”所证实。他预见到议会多数派必然会参考法国模式,而事先对于法国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其内在弱点以及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相当准确的,数月后的《天坛宪法草案》参考了法国模式,并进一步推进了其“议会中心主义”倾向。而这一模式的不可行性,康有为已在其宪法草案中悉数交代。
  康有为又深刻理解到现代立宪政治以政党作为隐秘的驱动力,一国政治的稳定,依赖于强大政党的存在。宪政模式的选择,不能不以既有的政党状况作为参照。民初政治观察者中,以康有为对这一点的阐发尤为深刻。《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便是康有为为一个不具备成熟政党的共和国量身定做的宪法草案。它不是体现康有为最高理想的宪法,但却是一部以“适时宜民”为追求的宪法。康有为并没有像后来袁世凯那样,将行政权推到超越宪政范围的地步。对他来说,尽管政党不成熟,但议会应当有基本的实权,这样才能满足“去专制”的底线。康有为的中道方案在那个政治力量两级对立的时代找不到合适的政治力量载体,但这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来观察当时政治两极的缺陷所在。
  对于我们今人来说,康有为的立法能够带来何种教益呢?
  首先,康有为主张“治法无常,如医方然,惟在适时宜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立法时,避免“意识形态先行”,而是时刻考虑法律的可行性。宪法固然是大经大法,非为一时而立,但在不同的立宪时机,政治环境(用马基雅维利的术语来说,fortuna)所容许的政治可能性是有限的。像美洲十三个殖民地代表那样,既没有极其紧迫的外敌入侵或者内乱压力,也没有以武力作为后盾,平等地坐下来讨论立法,这样的政治时机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出现过。立法者不能不认真考虑既有的历史时机所容许的可能性,以及时代任务的紧迫性,做出必要的政治妥协。在十几年内,康有为应对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提出三个不同的宪法方案,便是这种政治态度的生动例子。而在1913年,国会多数派罔顾实际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对比,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推行一部使自身权力最大化的宪法,则可以说是一个生动的反例。
  其次,在康有为视野中,宪政决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宪政以国家的存在和运作为前提,不具有自我保护能力国家和保护其臣民/公民的能力的国家,也就根本谈不上宪政和民权,在没有可供行使的政府权力的地方,也根本谈不上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因而,“立宪”总是隐含着一个“建国”的前提。这两个环节在现实中未必截然分开,但在“建国”任务尚未完成,政治共同体尚未实现完全聚合的情况下,“立宪”就不得不承担起“建国”环节的任务,其宪法选择应当有助于将分裂的政治共同体聚合起来,实现自我保护。
  在康有为看来,在一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弱小民族的紧迫任务就是求生存,国家应平息内乱,凝聚力量以“外竞”。平内乱和“外竞”比“张民权”更为紧迫。没有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适当的国家能力,“民权”根本不可能得到尊重和保护。以适当的国家能力为基础,民权可以循序渐进,到了大同社会,民权极张,甚至可以行“群龙无首”的政治制度。但在内忧外患的时代,优先顺序却万万不可搞乱。对康有为来说,他所处的正是一个国家危在旦夕的时代。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清王朝的武装力量迅速地方化;辛亥革命后各省的独立,则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力量的碎片化。而随着皇帝这一中央权威的象征从政坛上消失,争夺中央权力的斗争更是难以遏制,内部的混乱又给列强以可乘之机。按照康有为所描绘出的路线图,时局需要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最好能够实现行政和立法力量的统合,产生强大的共识和执行力。而当行政和立法之间出现张力的时候,康有为希望给予行政权力以更大自主性,以避免议会掣肘行政。
  这一主张能得到真正的政治家的支持吗?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中,康有为曾经严厉批判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在30多年后的1945年,戴高乐以极其相似的口吻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作出了批判:
  第三共和国在行使职能上也有一些缺点,由于没有得到根治,在这次大战前夕发展成瘫痪症,而且在1940年的严重危险时期突然成了不治之症。......首先是权力机构的不平衡,表现为执政机构的不稳定,大大减弱了政府的效能和威信,结果使我们完全处在长期的政治危机之中。从上次大战结束到这次德国机械化部队突然入侵的二十一年中,曾经有过二十个不同的人物领导过法国政府,其中有的具有杰出的才干,却往往得不到施展他们全部才能的时间和方法,他们曾经组织过四十五个内阁(不算内阁改组),而且这种情况正发生在我们的和平毫无保障、新战争的威胁不断增大,一切都要求我们经济、社会、人口问题、殖民和军事上进行彻底改革的时期。
  戴高乐在此提出的理由和康有为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当国家面临内忧外患时,尤其需要稳定的、具有一定行动自主性的行政权力来作出有力而迅速的回应。正是由于行政权力的不稳定,法国在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问题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正是因为行政权力的破碎和不稳定,新生的中华民国一再丧权辱国,乃至丧失民心。
  需要思考的是,中国古老的行政主导的政治传统,是否仅仅是符合极少数人利益,并因极少数人的坚持才得以维持的“封建专制传统”?它是否和一系列结构性的原因存在更密切的关系:广土众民、农业为主(意味着时刻要面临气候所造成的紧急状态)、族群-文化多元(意味着国内冲突多发)、边疆防卫压力大,等等?在我看来,那些结构性的因素,是行政主导的政治传统的真正起源。它不是哪个人或者哪个政党所能刻意造成的。在近代,这些结构性的因素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在国际竞争中救亡图存的压力。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之下,那些古老的多民族王朝国家,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一个个都瓦解了,只有中国大致保持了清代的版图,并成功转化为一个现代国家。要么在短时间内完成内部重新整合,要么瓦解,这是19世纪以来多民族帝国的两种命运。对于不甘心接受覆灭命运的中国政治家们来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中国没有时间坐等着某个“自生自发秩序”出现。正是这种历史处境,使得行政主导的“赶超模式”成为康有为的选择。只是1913年的康有为仍然希望将“赶超模式”和宪政结合起来。二十世纪历史并不是没有提供让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宪政的范围内完成建国任务的机会。但康有为的思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政治载体,因而中国的国家建设进程,最后不得不以一种看似与“宪政”分离的方式来展开。
  最后,康有为的立法还表明了一种实践态度:在重塑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将传统权威作为积极的资源来运用。对康有为来说,政治权威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才能得到树立,而试图通过剧烈的文化环境改造来重塑政治权威,其结果反而可能造成权威的真空。用他的话说,是“新法未定,旧典先废;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毁度、毁伦灭理而已。”他主张保持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以便在君主消失之后,尽快平息政治和社会混乱,重塑政治权威。这并不是主张无区别的守旧。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康有为认为国会可以删除“旧传经义”中与共和制度抵触的部分,但凡是不存在抵触的,都应当保留。
  和最新的思潮相比,“旧传经义”当然不会鼓励更多的政治参与。但这对康有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他所建议的共和国并不是全民的共和国,而是一个和十九世纪英国一样,选举权带有财产和教育程度限制的共和国,一个有产者和士绅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巩固下来之后,康有为并不反对有更大的政治参与。但他反对在此之前引入更大的政治参与。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康有为是主张“宪政”先于“民主”的。如果他的设想变成现实,中国出现的会是一个渐进的政治变迁过程,选举权从少数人逐步扩展到多数人,同时许多传统文化遗产能在新的政治结构中得到保留。
  在1913年,这一设想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有着一定的现实基础。虽然革命之后的国家治理比晚清更为混乱,但毕竟还有一个具备军事实力的北洋集团作为稳定国家的力量,儒家思想对于各派政治精英还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即便是在国民党人士主导下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也在第19条中规定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尚可期待北洋集团与国民党之间出现良性互动。但这个有产者和士绅的共和国最终并没有变成现实,事态迅速向着反面转变。其结果是,中国走上了一条“继续革命”的道路:以“民主”为号召,迅速扩大政治参与,将原本在国家政治之外的工人与农民引进政治舞台;而为了塑造新的政治主体,革命者又对绅权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绅权所依附的旧文化母体的全面改造,称之为“反封建”。这就是“五四”以后的中国革命道路。我们已经熟知继承“五四精神”的革命史叙述中对于康有为形象的再现:一位曾经占据时代至高点,但却在之后的潮流中逐渐落后乃至被淘汰的思想家。但如果反过来,从康有为的视野来看,以后的历史道路意味着什么呢?
  对康有为来说,无论是主张君宪,还是主张共和,其着眼点都在于保全中国国家并使之适于列强竞逐的时代。1913年的康有为未曾料到的是,他设想的有产者与士绅共和国方案会在接下去的两三年内遭到如此沉重的挫折。先有国民党集团与北洋集团之间的全面对立,后又有袁世凯在自身权威和军事力量都不足时贸然称帝,从而引爆了一系列矛盾,进一步撕裂新生的共和国。在袁世凯死后,中国政治权威进一步碎片化,国家治理陷入更深的混乱。在此情况下,康有为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们实际上共享了同一个判断:北洋集团执政的民国已经失败,主要政治势力之间已经陷入了一种无解的僵局,这种僵局持续下去,只会造成更多的战争,更多的伤亡,更多的混乱,无时不刻不在消耗着中国的元气。因而,引入另外的政治力量就变得重要。但在引入哪种政治力量的问题上,康有为与“新文化运动”人士是截然对立的,康有为认为可以借助清朝君主的残余权威来稳定大局,但陈独秀等人认为往回走是行不通的,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士绅阶层以下的民众。引进新文化,改造旧文化,其政治意义就在于唤醒那些“沉睡”的大众,将之塑造成为新的政治主体,从而打破当下政治精英之间的恶性僵局。
  相对于创造新政治主体的目标,“宪政”的话语看来过于保守了,它只关心对统治者加以宪法约束,但并不强调谁是统治者。只有“民主”话语才能发挥政治动员作用,唤起政治冷漠群体的政治自觉,将之带入到政治过程中来。但政治主体的骤然“扩容”是具有革命性的,它必然威胁到既存的“军绅政权”的掌权者及其支持者的利益,新旧势力之间的对抗性因而不可避免。从康有为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先在的稳固宪政结构的条件下,引进新的政治主体是有很大风险的,在打破既有的精英僵局的同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重建精英之间的均衡。二十世纪中国反复发生的政治动荡的确展现了这种不稳定性,虽然大规模的群众政治参与常常发生,但很难在制度轨道上运作,往往刚展开就不得不戛然而止,或者走向失控。
  这并不是说,后来国共两党的革命纯粹是“弯路”或“歧路”——作为一个强调“因时制宜”立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如果活在今天,决不会做出这样类似于“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判断。自从两次复辟以及“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中国的政治精英阶层的分裂进一步加剧,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分裂,导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日趋碎片化,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新文化运动使政治精英阶层已无法达成类似《天坛宪法草案》中的“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样的意识形态共识。没有精英共识也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宪政,没有既存的权威也就谈不上保守权威,康氏设想的从“宪政”到“民主”的路线因而无法再走下去,只能通过革命和战争重新塑造政治权威和精英共识。在二十世纪漫长的革命和战争之后,中国浴火重生,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并以自信的姿势重返国际舞台,实现了康有为的“保国”、“保种”目标,对此,康有为不可能表示反对。只是,在任何一场革命之后,都有一个如何将革命成果保存下来的问题。革命者反对一个旧的宪政体系,但为了保守他们的革命成果,他们需要建立和维系一个新的宪政体系,并防范新的体系性革命发生。这就是革命和宪政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此意义上,康有为所提出的政治原理,即便对于后来的革命者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曾是一个业已消逝的共和国的诤友,而对于当下思考共和之道的思想者来说,他依然不失为诤友。

本文由新萄京娱乐场手机版发布于澳门新葡亰网址p815,转载请注明出处:康有为的宪法思想在他的时代深邃而有预见性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